苏州回收公司苏州物资回收探讨苏州二手物资回收的未来

苏州回收公司苏州物资回收探讨苏州二手物资回收的现状与将来，中国在1970年代末进入市场经济后，过去30多年快速化城市化过程中，垃圾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不再是政府规划和部署的内部事务。苏州爱德申再生资源物资回收有限公司15851418889
                
在各种末端处理方式，尤其是垃圾焚烧和填埋不被社会认可的过程中，垃圾分类成为社会各方的共同认识。垃圾分类也就意味着各种不同垃圾在产生地方应该被分类。在各种垃圾中，有一大类是常常进入垃圾管理讨论范围的，那就是可回收物，俗称废品（本文以下按照目前民间回收体系的叫法，统称废品），但占到垃圾总量近三分之一的废品如何被外来务工拾荒群体来完成，废品回收和再利用又面临哪些瓶颈，目前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中正在热议的“两网融合”如何看待已经存在30多年的拾荒体系，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来面对。

 

2014年左右，北京的废品回收从业人员到历史高峰，近30万人(1)分散在废品回收、分类和再利用各个环节，每天将北京产生的废品有效的收集、分类后，送到下游再利用，其中每个废品回收人平均服务100人左右。但2014年前后，尤其是2017年，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市场和政策的双重夹击，让废品回收行业备受打击，北京5环到6环之间的废品分类和交易市场数月期间消失。这篇文章将以北京为例，分析废品回收体系现状，存在了30多年的废品回收体系面临的困境，以及在地经验式的解决方案。

 

这篇文章所谈及的废品，指的是居民生活和零售商业等出现的废品，及官方所称的可回收物，分类回收和分类处理现状。不同于目前绝大部分社区里丢尽垃圾桶里的混合垃圾，需要等待物业和政府投入人力和物力去收集和处理，废品的回收和处理都是依靠居民在家自觉分类，然后卖到社区里或者周边，专门从事废品回收的人手里。这些服务于每个居民生活区，以废品回收为生的农民，不只解决了自己进入城市后的谋生问题，也搭建了遍布京城各个角落的废品回和分类集中的有效网络。从1980年代后，这个由外来谋生农民搭建的废品回收网络在没有任何政府资源匹配的环境下，每日实现了高效、有序的废品回收、分类和量的集中，为废品再生利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个过程中，他们将废品有效的从垃圾中分离出来，和环卫系统一样，每日可以实现废品的日产日清，是让我们城市光鲜亮丽的清道夫中的一员。

 

下面先具体介绍废品回收网络的形成历史和现状。

• 民间废品回收体系和现状

1978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开展，民间以市场为导向的废品回收行业也慢慢出现了变化。1950年到1970年代，供销社系统下负责废品回收的国有物资回收公司在市场经济体系下逐渐破产。另外一方面，因为改革开放和农村土地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大规模人口流动出现，城市化初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寻找谋生机会。来自河南信阳地区固始县、河北和四川等地的部分农民到达北京后，开始依靠捡拾或者买卖废品为生。到1990年初期，这些农民工慢慢替代了原有的国有物资回收体系，成为北京废品回收的支柱。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废品产生量的逐年增加，依靠买卖废品回收为生的农民工群体也不断壮大，依靠市场经济，也逐渐建立了完善的废品回收体系。以买卖为基础的废品，从社区分类回收，到中间市场的精细分类和量的集中，到末端再生利用，整个链条实现了无缝衔接，实现了北京废品的日产日清。在废品回收和再利用这个链条上，主要有三个主要阶段，社区回收、精细分类和集中、和再生利用。市场经济背景下，从1980年代个人废品回收体系出现，2014年前后到达顶峰，到现在面临越来越多困境，北京的废品回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1.社区分类回收

废品分类回收得以实现除了依赖民间有效地回收网络，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居民在家将废品单独分类的良好生活习惯，不管是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后生活日益富足后的市场经济时代，大部分家庭都保留着将废品从垃圾中单独分出来，交到社区回收者那卖钱的习惯。在北京城内回收废品的群体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从混合垃圾里捡废品的人，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买废品的人，固定在某个社区或者每个街道专门回收一定区域废品的人。绝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可以和平相处，互不冒犯。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三类主要的废品回收人群所占的比例也在发生变化，目前北京废品回收量最大的是固定在社区的回收者。

 

从混合垃圾里捡废品的人又分成两大类，一部分是承包了某个居民或者商业区的垃圾收集，从混合垃圾中将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废品二次分拣出来的人群。对于这些承包社区的人来说，有的社区不向收取任何费用，他们只需要按照社区的需要，将分拣出废品后的垃圾送到指定的垃圾楼即可；还有一些商业办公楼，如果废品在混合垃圾中比重较大的话，承包者还需要向物业管理者上缴一定的费用才能获得垃圾。另外一群人主要是从社区或者街边垃圾桶里捡废品的人，他们要么骑三轮车或者走路带着装废品的袋子捡拾废品。他们往往在可以自由出入的生活区里捡废品，北京各个旅游景点都会有专门捡废品的人。混合垃圾里捡出来的废品种类非常多，各种塑料，纸盒子和废金属都有，但因为是从混合垃圾里分拣出来的，会比较脏。旅游景点捡出来的废品主要是易拉罐和各种饮品的塑料瓶，往往比较干净。这些从混合垃圾中捡废品的人以老年人为主。近些年随着废品价格的下降，这些从混合垃圾里捡出来的废品在总体废品回收量中所占的比例在逐年下降，目前差不多占到整体废品回收量的2%左右(2)。除了上述提到的捡拾废品的人，部分从事社区保洁的人也会从混合垃圾中捡拾废品。从混合垃圾中捡废品往往不是自己卖到专门的废品回收市场，而是直接卖给蹲点收购废品的卡车。

 

 

社区里的垃圾分类桶没有任何实质作用，都是混合垃圾投放的地方，如果没有捡废品的老人把废品捡出来，最后就会沦为垃圾。

 

第二类废品回收者主要是一群每天骑他们自己改制的电动三轮车，游走于一些社区，专门买卖废品的人，行业里他们也被称作“游商”。他们走街串巷买废品的范围并不是随意的，往往是在一定范围内，他们比较熟悉的区域，很多周边居民也熟知他们，彼此认识。他们回收的废品种类比较多，只要下游有市场的废品，他们都会收购。也有一些人只是专门收购某一类废品，比如电子废物或者木头。他们都是一个人早上从居住的地方往城里走，买的废品一般都是当时买，就地将不同的废品分类装车。走街串巷一直到下午太阳快落山，然后从城里向废品回收市场走，当天就将他们收到的所有废品卖到城中村的废品回收市场。还有一些骑三轮车的人会在某条街道的人行道上蹲点回收，车前挂着回收的牌子，周边社区居民随叫随到。这些流动或者蹲点的三轮车回收者，往往不受基层社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或者物业约束，不需要向他们上缴费用做为回收的权利，但有时会受到城管的约束。

 

 

蹬着板车的流动收购者。

 

还有一大类废品回收者，他们固定在某个社区回收或者某条街道回收，回收量比起前两类都要大。他们回收的运输工具是四轮卡车，而不是电动三轮车。经营回收点一般需要两个人，要么是一对夫妻，要么是父子。他们回收所有可以卖到下游废品市场的废品，包括各种塑料、报纸、书本纸、纸箱、各种金属、衣服、玻璃啤酒瓶等，和电子垃圾。要取得这样的蹲点回收地点，他们需要向物业或者居委会，或者原来的国有物资回收公司缴纳一定的费用。夫妻店或者父子店的回收点，一个人负责看守回收点，对接每个来卖废品的居民，称重、结账，分类和整理收来的各种废品；另外一个人，骑着三轮车负责上门回收，这几年因为上门回收时间成本太高，他们上门回收的一般是废品量比较大的单位，还有就是普通居民家庭产生的电子垃圾，普通居民家的一般废品需要自己带到他们的回收点。大多数这样的回收者都在同一个地方回收废品多年，久的已经有近30年(3)，加上他们有卡车和固定的回收地方，周边居民很容易找到他们。但是近些年因为废品产生量的增加，以及废品回收价格的下降，上门回收的时间成本太高。很多固定回收网点的人上门回收废品的量在减少，他们上门回收的情况往往是居民有电子垃圾或者废品量比较大的时候。他们回收的废品在装车前一般已经做好基本分类，卡车装好时都是不同的废品在不同的位置，纸箱和废纸往往垫底，然后上面是塑料、各种金属、衣服和电子垃圾等。

 

 

固定的回收摊位。

 

在人行道上固定收废品的卡车回收点好比一个回收网络里的一个中心点，从垃圾桶里捡废品的人会将他们的废品卖到这里，周边社区保洁人员也把他们的东西卖过来，产生废品的居民也会主动送过来，然后现金结账。

 

专门回收再使用的“二道贩子”

在社区或者街道有固定废品回收地点的人，不只是有人把废品送过来卖，每天还会有一拨又一拨的人来他们的回收点专门寻找二手物品，专门回收二手家具、床、电子产品、衣服和电子产品的人会在中午或者下午来回收网点寻找他们需要的二手物品。蹲点回收的人如果收到大件二手物品，比如家具，也会主动打电话给回收二手物品的人来上门取货。

 

除此以外，有的附近居民也会到回收点寻找他们需要的二手物。通过这种方式，废品回收点中可以再使用的二手物品可以被回收，从而进入二手市场。

 

废品回收者遍布于北京大大小小的居民区和商业区，不论是骑电动三轮车走街串巷，或是蹲点回收的卡车，夏秋季节他们的日回收量几乎都可以达到1吨，春东季节的废品量会稍有减少。他们都是天亮就开始工作，顶着星星回到居住的地方，然后第二天又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寒冬酷暑，日复一日，节假日中除了春节，他们都在和废品打交道，有条有序地实现北京废品的日产日清。废品回收工作不只是辛苦，也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没有长时间的积累，一般短时间内不知如何分类回收，不懂得判断不同的材质，甚至要赔钱。比如回收金属时，如果不知道具体材质，收购的价格就无法判断。收购电子垃圾时，如果不懂得不同型号和电子产品种类的构成，也无法给出不赔钱的价格。因为新产品不断出现，淘汰后回收的人也是需要不断学习，才能给出合理的价格。每天傍晚回收结束后，把不同种类的废品分类装车，不仅需要繁重的劳力，更需要技巧。

 

这种对不同种类废品判断准确，给出合理价格，童叟无欺的买卖过程也是社区废品回收者和老百姓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在过去多年访谈社区固定回收者时，发现他们一般都和社区居民很熟悉，经过时间的积累和好的回收服务，这些废品回收人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信任。

 

2.废品回收交易和精细分类市场

从社区回收的废品，除了一部分二手物品被专门回收二手的人回收后进入二手市场，剩下的废品都进入北京城中村的废品回收市场，然后进行进一步分类和量的集中。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到2012年北京拥有大小规模不一的废品回收市场近200多家(4)。北京的废品回收市场有两大类，一类是经过分类后直接再生利用的一般废品，比如废纸、塑料、金属、衣服和玻璃等；另外一大类是电子废物拆解市场。

 

废品回收市场承上启下，功能主要是接收社区回收来的废品，然后精细分类，经过分类和量的集中，甚至是有些废品需要简单物力加工，为下一步的再生利用做准备，所以这也是重要的废品交易点。位于北京城中村的废品回收市场一般都是由个人或者从事废品经营的公司，承包下村里的一块土地，然后建设成为废品交易市场，然后分包给具体从事某一种或者两种废品的个人。市场基本构造像大型购物商场，只不过他们只是一层的建筑。根据土地面积不同，承包来的市场被切割成不同的小块，专门从事具体种类废品回收的人会租下一块一块的地，从事他们收购废品的精细分类工作，行话他们被叫做“座商”。每个摊位承租人所要经营的废品种类都是自己确定，但市场管理者对同类废品收购摊位有一定量的限制，比如每个市场一般只有一家泡沫塑料回收摊位，避免数量过多造成不正当竞争，或者不能生存下去。这些座商回收某一种或者两种废品，大的市场可能有上百家摊位，有的专门回收废纸；有的是塑料，塑料的回收摊位又细分为各种饮料瓶的塑料制瓶，各种硬质塑料，泡沫塑料和软塑料几大类；另外一个大类是各种金属回收摊位，废钢铁、废铜、废铝等都是单独的摊位；有的摊位的业务是兼收各种铝、铁易拉罐和玻璃瓶；其次是衣服和木头等回收摊位。

 

 

北京北部2004年左右建设的一个回收市场布局。

 

市场里专收塑料的摊位。

 

废品回收市场摊位使用情况大概如下，都有一到两间矮小的房子，是座商们一家老小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房子以外的空间都用来存放收来的废品和分类空间。在废品回收市场里，一般的摊位都是一对夫妻经营，也有的是上一辈老人一起帮忙的。在不同废品的回收摊位，空间使用稍有不同，比如硬质塑料回收摊位，分类后的塑料瓶甚至占满屋顶。易拉罐和金属回收摊位，分类后压缩的金属块整整齐齐排列着。

 

废品回收市场是回收里承上启下的一个环节，做为座商，他们是固定的，在市内社区里专门从事回收的人收到的废品，每天下午晚些时候到市场卖废品，沿着这些摊位一样样的卖，废纸、塑料、金属、衣服和玻璃等。因为大部分在社区里的回收工作下午晚些时候才结束，所以废品的交易都是傍晚时分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下午6点后一直到凌晨是废品市场交易最忙碌的时期。2003年到2013年期间，北京北部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每到傍晚时分的交易车辆络绎不绝，高峰时期常常出现卖废品车辆排长队的现象，很多交易一直持续到凌晨以后。曾经在此经营泡沫塑料回收的余先生回忆当时的交易场景时，说凌晨后来敲门卖废品的人常常出现，他们的工作很多时候要到凌晨1点以后才能结束。他们每天收购的泡沫塑料往往前一天刚刚分类处理后，一夜之后又堆了满院(5)。

 

废品回收市场人一天的工作从分类开始，一般从前一夜交易后成堆的废品边开始，一天下来要完成所有的废品分类工作。硬质塑料的分类最多样，每个摊位上都摆着20个以上的筐，很多分类的人熟练到通过肉眼或者在筐上敲击下声音就可以判断出是哪种材质的塑料，不抬头也能仍到对的分类筐里。对于废纸回收摊位，他们要将书本纸、报纸和铜版纸分开，因为纸箱收来的时候就已经分类好了，只要打包就可以了。大部分金属摊位除了分类以外，一般要把分类后的金属压缩成块，便于运输。

 

经过分类后的废品，每个摊位根据自己量的积累，要么自己运输卖到下游再生利用的企业，要么有人来到他们的摊位购买。因为每个摊位都是长期经营的，他们和上游社区的废品回收人，下游再利用的人都有熟悉的业务往来。

 

这样的废品回收市场一直在北京的城中村中，不同的是，随着北京城市化的发展，他们所处的地方是不断被拆迁的过程，从最初1980年代的三环周边到1990年代的三环到四环之间，再到2000年后的五环外，从来都没有固定过。对于那些从1980年代末或者1990初到北京从事废品回收的座商，过去几十年，他们都有十次以上的搬家经历。最近几年五环外的一些市场被拆迁时，很多已经没了去处，每拆迁一个市场，就会有大概20%左右的人离开废品回收这个行业(6)。从早到晚的忙碌，他们没有抱怨，但当他们退无可退，只能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他们是有很多遗憾的，希望能够这个城市能够有一块安稳的地方，能够踏踏实实的做好他们擅长的废品收购和分类工作。

 

3.下游再生利用

北京产生的废品经过在社区收集，废品回收市场的精细分类后，都是送到外省再生利用的。其中，多数硬质和软塑料都是在距离北京较近的河北处理；废纸的再利用有的在河北，有的在山东；大多数金属类也是送到河北周边的冶炼厂；其它量少一些的衣服和玻璃等也都是在北京周边的省份再生利用。

 

1980年代以后，同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塑料等再生利用市场也是家庭式作坊式企业完成的。和其它生产过程一样，在农村地区一些乡村完成的再生利用也存在诸多污染，包括水、空气和土壤等的污染。比如在廊坊文安地区的硬质塑料的再生利用，因为污染问题，2011年的7月份，一月之内所有塑料分类和清洗产业都被关停。

 

毫无怀疑，这些污染应该得到重视，应该治理，但一刀切式的强制关停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文安的塑粒再生产业2011年关停后，被转移到周边县乡村更加隐蔽的地方，污染没有根治，只不过是被转移了而已。从现实出发，如何在原有系统之上，做好污染控制管理才是根本出路。因为我们都清楚，从产品和废物的生命周期来讲，废品分类回收后的再生资源获取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还是低于原生资源开采和加工产生的环境影响的，更不用讲再生资源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以及填埋或者焚烧废品产生的环境影响。

 

   现有回收体系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困境

上面提到的北京废品从收集，和回收后精细分类的链条来，一直以市场为主导，1980年代后来北京谋生的个人所建立的民间回收网络，随着北京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扩张，经济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使得废品回收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地越来越小，面临一些他们自己本身无法解决的困境。同时由于经济因素和政府对垃圾分类管理政策的变化，年轻人在废品投放习惯的变化等因素，也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目前民间废品回收体系的困境，从经济之外的角度来看当下的废品回收体系。

 

   城市化中不断被挤压的空间

在废品回收再利用的几大环节里，社区回收、废品回收市场和再生利用环节，目前都存在一些仅仅依靠市场无法解决的困境。以北京的废品回收为例，这几个环节都存在一些困境。在社区回收环节，目前最大的挑战是恰恰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废品市场变化，给社区收购废品为生的人群带来极大生存挑战。另外就是北京在城市发展中政策的变化，给了废品回收市场沉重打击。这个挑战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近些年再生资源价格的不断下降，废品回收市场萎缩，在社区从事回收的人无法单独依靠回收度日，从而离开这个行业；二是，随着北京城市规划中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压缩和外迁，废品回收产业被列入被禁止建设的行业等因素，废品回收从业人员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也面临被驱赶的局面。

 

从1980年代开始，废品回收一直是经济导向，城市化过程中，废品量的不断上升，造就了北京的无缝连接的废品回收体系，回收队伍不断壮大，新进城的农人也不断进入这个行业，很多第一代废品回收人群中也有大量二代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但2008年全球经融危机后，废品回收也遭受重创。从那后，不同种类的废品价格都出现滑落的现象，2014年后情况恶化更加严重，很多废品价格直到现在也没有回升。比如废混合塑料价格在2016年已经从2008年以前的3元多降到1元左右，废钢铁也是如此。

 

废品回收寒冬到来时，在废品回收链条中，最无力承担价格风险的就是最前端的社区回收者。2014年下半年后到2016年，在北京城区，走街串巷回收的人群因为无法赚到维持基本生计的钱，有近一半已经离开这个行业(7)。在社区固定回收废品的人中，如果他们所在的社区住户较少，废品产生量不足以产生一定量的话，也有大部分离开。在朝阳区安苑里周边社区就出现这种情况。如此一来，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很多原本有废品分类习惯的居民直接将其丢进垃圾桶里了。

 

而做为承上启下环节的废品回收市场，废品回收价格寒冬到来之际，除了一部分无法继续为生之外，还受到北京城市发展政策的影响。2012年后，2000年后北京五环外建成的大型综合废品回收市场，大多面临拆迁的命运。到2016年夏天，五环到六环之间的废品回收市场，大多逃不开拆迁的命运，以北京北部的昌平区为例，存在了10年多，有100个以上回收摊位的东小口和东三旗市场都被拆迁。雪上加霜的是，2014年北京市出台的《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名录》里，再生物资（废品）回收和批发被列入禁止新建和扩建行列。如果说过去几十年里，废品市场经营者们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解决土地使用的问题，尽管不稳定，但还可以维持，但北京市政府出台的这道禁令让他们彻底没了去处。“我们有20多年的废品回收市场经营管理经验，也可以根据政府的要求改进市场的模式，但因为禁令，我们申请不到任何形式的经营执照，即使有土地也不能做事情”，曾经在东小口经营废品回收市场的言先生,说起2014年后这道禁令透着无奈。

 

2012年，拆迁后东小口的市场。

 

同样，北京以外的废品再生利用环节也无法幸免。除去经济因素，环境保护政策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再生资源的利用。近些年北方地区在治理空气污染时，大量作坊式企业被关停，包括存在大量废品再生利用产业的河北地区。当作坊式再生利用环节被关闭时，并没有其它能有效控制污染的替代经营方式出现，等同于再生利用环节被切断。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前端产生和回收的废品短期内没有地方可去，价格被再次压低，很多可以再生利用的资源被丢进垃圾桶成为垃圾。

 

上述困境短期内导致的看得见的直接后果是，大量有回收再生利用价值，但价格太低的废品，无法得到回收，最明显的就是这几年废玻璃瓶无人收购的境况。这些不能回收的废品的命运就是进了垃圾桶，混同其它垃圾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或者焚烧厂。

 

废品分类回收意识的变化

在谈到垃圾分类时，中国唯一引以为傲的就是拥有较高的废品回收率。这个较高的回收率一方面是来自前面介绍到的民间废品回收网络，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居民能够主动在家里将废品单独分出来，两者互补存在，缺一不可。然而近几年前者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后者的分类行为。废品回收行业萎缩，废品价格下降的同时，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源头废品分类率下降。因为上面提到的废品回收的困境，居民的废品投放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直接表现就是很多居民在家里不再单独把废品和垃圾分开，然后卖到废品回收人那，而是混同垃圾，直接丢进垃圾桶。不只是低价格的废品，很多高价值的废品，比如易拉罐和饮料瓶等，也被扔进垃圾桶，这种变化使得北京的回收率整体在下降。据北京市垃圾主管部门透露，过去一两年，北京垃圾的增加量中有近6%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废品。

 

这种废品单独分类意识和行动的变化，短期内可能是废品回收量的减少，但长期来看会更加糟糕，因为当一代人不再在家里做废品分类的时候，他们的下一代也会选择将其丢到垃圾桶里，也就是一代人分类的垮掉。这对于我们目前社会在垃圾问题上，提倡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管理迈进的愿景，是背道而驰的。现今，我们之所以要大力宣传垃圾分类管理，要建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体系，大力建立各种垃圾处理设施，健全垃圾分类所需的硬件，是因为我们十分清楚没有完善的垃圾分类硬件做基础，即使居民源头垃圾分类，分类处理也无从谈起。而废品分类回收目前面临源头产生者和收集者都出现萎缩的局面。

 

要扭转目前家庭源头废品分类和民间回收体系还没有严重滑到谷底的境况，我们急需面对现有民间回收网络面临的困境，市场为导向的废品回收体系需要结合垃圾分类管理资源管理思维。让富有多年回收经验的现有回收人群发挥他们的优势，同时转换角色，成为协助废品回收的宣传者，让公众在家的分类能和他们的分类回收网络有机结合。

 

  垃圾分类管理和民间回收体系的融合

随着城市化的过程，过去30来年的民间废品回收网络不断完善和壮大，成为城市废品回收的主力军和担当。到2014年左右，北京的废品回收从业人员几乎达到高峰，接近30万人，分布在废品回收链条的各个环节上。2014年以前，北京的废品回收市场总是有新人进来，但之后相反的现象出现，不但进城找工作的人不再进入这个行业，原有体系中，大量人因为废品回收市场拆迁等原因纷纷退出这个行业。2016年后，北京市区近一半骑三轮车回收人员离开这个行业，北京五环到六环间的大型回收市场几乎全部被拆迁，因为这几年的大规模拆迁，20%左右的座商也离开专业经营某种废品的行业，转向其它服务行业，或者离开北京到其它地方寻找继续回收废品的机会(8)。

 

30多年形成的废品回收体系,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继续发挥他们的优势？这个转折期，在新的垃圾分类管理形势下，民间完善和高效的回收网络应该被充分吸纳，而不是被排除在外。

 

1.两网融合是改善现有问题的契机

随着北京市的发展，垃圾分类被提上日程，在街上或者社区里都有“可回收物”这样的垃圾桶。实际上，废品是可回收物的俗称。因为目前在中国的垃圾管理系统里，丢到垃圾桶里的垃圾和“可回收物”并不是一个管理系统。垃圾桶里的垃圾，都是归到各个城市的环卫部门收集和清运，最终收集到城市的垃圾末端处理系统那里，生化处理，填埋或者焚烧。环卫部门归到每个城市的城市管理委员会领导管理，上面最大的部委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那就意味着可回收物这个垃圾桶并不发挥作用，你丢到“可回收物”垃圾桶的垃圾如果没有被捡废品的人捡走的话，最终会被环卫部门送进填埋场或者焚烧厂，而不是被回收再利用。而废品回收则是归商务部门管理，也就是各地的商委，最高的部门是商务部。

 

废品回收体系目前的困境不是单独现象，混合垃圾处理的问题更是一大堆。随着混合垃圾处理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和环境挑战，垃圾分类成为民间和官方的共识。在垃圾分类的讨论里，近几年出现了“两网融合”，及垃圾主管部门主管的垃圾处理业务与废品回收主管商务部门的废品回收业务融合的讨论，简单来说就是环卫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结合。

 

面对市场买卖关系无法解决的废品回收行业困境，两网融合是个重要的契机，将废品回收纳入到垃圾分类管理层面。但重要的前提是我们如何利用这个契机，原有的回收体系如何在其中发挥优势和作用。这让我想到了60多年前废品回收体系大变革时期的调整。

 

1956年新中国在轰轰烈烈开展对私改造中，1950年代前存在的个体废品回收经营者也是被改造的对象。不同于目前两网融合中不考虑已经存在几十年、高效的个体废品回收网络，对私改造中，国有物资回收公司充分接纳了解放前的个体废品回收和经营者，让原有的个体回收者得以在国有物资回收体系中继续更加充分地发挥他们在废品回收方面的丰富经验和优势(9)。

 

如今，我们面临同样的转折，但目标不同的是，这次融合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城市固体废物管理。目前两网融合讨论较多的是垃圾处理部门如何接棒废品回收业务，地方环卫部门和垃圾处理企业如何到社区里收废品，并没有提及到任何关于已经存在的废品回收体系。但废品在城市总体固体废物产生量里占有较大比重，现有的民间废品回收体系又具有诸多优势，我们不应该盲目的忽视这个体系和人群的存在。

 

2.不可舍去的民间回收体系

废品种类之多无法细数，仅是硬质塑料就可以分到几十类。精细分类是废品再生利用的基础，目前民间回收体系的最大优势也在于其完善和发达的分类体系，社区收集时可以做好粗分类，废品回收市场过度时可以分类收集和精细分类。

 

而目前异军突起的互联网回收也好，固废回收企业也好，他们各种回收策略要么前端依赖智能回收桶，中端依靠机械分选。这些尝试可能有些许可取之处，但废品回收的基本在于最大程度的分类，又能将如此大量的废品有效地分类收集和处理。从这一点来讲，环卫体系和其它形式的垃圾收集和处理企业都无法做到，只有现在的民间废品回收体系能够做到。抛开现有的民间回收体系，重建一套排除民间群体的废品回收体系是不现实的，且将浪费人力、巨大物力和财力。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如何利用好现有回收体系，改进其不足之处，补充其无法实现的回收目标。

 

两网融合中关于废品回收环节要做好两个规划，一是，从政策上倾向现有回收体系，设计好如何吸纳现有民间回收网络，将其视为政府要做好分类管理的重要力量。这不需要收编等表面形式的改变，只需要政策保障现有回收人群能够继续安稳在回收链条上继续开展工作；同时利用现有回收人群与居民建立的良好互动关系，如何更好的提高废品分类回收意识，遏制目前下滑的回收率。二是，如何高屋建瓴的出台支持建设废品回收中端精细分类和后端再生利用的硬件设施政策，解决其土地使用无法稳定的困局。在税收、土地使用等政策上要给目前废品回收和处理与垃圾处理同等的政策支持，把废品回收市场这个精细分类的中转环节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来对待，废品回收场地作为市政基础设施用地来考量。第三，面对大量低价值，又没有很高再生价值的垃圾，比如塑料包装等，要从垃圾管理政策上禁止其销售使用；另外面对低价格，有回收价值的废品，比如玻璃和其制品等设计出更好的回收和再利用方案，让其更好的回收再利用。

 

对于再生利用环节的问题，因为涉及到种类较多的加工产业布局问题，面对目前北京市加工业几乎流失殆尽的现状，市级层面是否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是值得商榷的。这需要区域间废品再生利用加工业布局的调整得到改善，是通过原有的区域静脉产业园，还是北京市目前各区建设的循环经济产业园来解决再生利用的问题，需要出台因地制宜的政策。2012年后实施的电子废物拆解机制政策，值得其它废品再生利用政策制定者们借鉴。

 

总之，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投入更多精力，将废品回收所需要的硬件设施做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来投资和管理，而不是简单的定义为低端产业，堵住其生存的空间。充分吸收原有的回收人和回收系统的优势，在保证其稳定持续运行的前提下，让他们继续发挥在回收中的作用，那么废品回收就可以在我们的城市垃圾管理中发挥更好的垃圾减量和资源再生的使命。让现有回收体系能够在政策宽松的社会条件下，安定地做好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工作。

 

 

(1)过去多年和不同环节废品回收从业人员访谈后得知的大概数据。

(2)根据多个社区固定废品回收人员访谈得知的概数。

(3)和朝阳区、海淀区废品回收者访谈内容。

(4)访谈专门从事软塑料回收，需要全市跑市场的人。

(5)  2011年在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与余先生访谈。

(6) 2012年后在北京昌平区东小口和东三旗等地的废品回收市场拆迁前访谈回收市场人得到的概数。

(7) 2016年夏天与多位走街串巷废品回收者访谈后的概数。

(8) 2014年到2016年，笔者走访即将被拆迁废品回收市场访谈时得到的信息。

(9)出自1980年代北京国有物资回收企业管理者的回忆录。